2岁男童因嵌顿疝漏诊死亡事件敲响警钟：基层医疗短板亟待补齐，生命救治不容丝毫懈怠。
一、血色春节：一个家庭的永久创伤
2024年农历正月初六，对于深圳的陆先生一家而言，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温馨时刻。然而，2岁半儿子的突发腹痛，却将这个家庭拖入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。从抚州健强第五医院的漏诊误治，到转院途中的生死时速，最终孩子在抵达江西省儿童医院前心脏骤停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岁6个月。这起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不仅夺走了一个幼小的生命，更彻底击碎了一个家庭的幸福。
医疗事故鉴定显示，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引发的肠梗阻。令人痛心的是，这种疾病若及时手术，死亡率不足1%。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完成腹股沟疝手术约50万例，其中儿童嵌顿疝手术成功率高达99.3%。正是这样的医学常识，使得这起本可避免的悲剧更显沉重。
二、诊疗链条的全面崩塌：涉事医院的三重失职
复盘整个诊疗过程，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在多个环节出现系统性失误：
首诊漏诊：急诊医生韩某未进行规范的腹股沟区体格检查，导致嵌顿疝这一关键诊断被遗漏。据《小儿腹股沟疝诊疗指南》，腹股沟区视诊、触诊是腹痛患儿的必查项目，而病历显示医生完全忽略了这一步骤。
治疗延误：在患儿出现呕吐带血、腹部膨隆等典型肠梗阻症状后，医院仅采取保守治疗，未及时请外科会诊。中国医师协会统计显示，二级以上医院肠梗阻患者外科会诊率应达100%，而该院长达10小时未启动会诊机制。
转诊失当：当患儿病情急剧恶化时，医院未安排救护车转运，也未配备医护人员陪同。国家卫健委《急危重症患者转运指南》明确规定，肠梗阻伴休克患者必须由专业团队转运。患儿在私家车转运途中发生心脏骤停，与缺乏专业监护直接相关。
三、监管漏洞浮出水面：涉事医生的双重违规
更令人震惊的是涉事医生的职业操守问题。首诊医生韩某在查房后擅自离岗，却向家属谎称有”儿科专家”可提供高价会诊，涉嫌索取5000元现金会诊费。经查，所谓的”专家”罗某实为当日值班医生，此举已违反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。
涉事医生最终因医疗事故罪被刑事拘留，成为2025年全国首例因此罪名被追责的医生。法律专家指出，根据《刑法》第335条，医务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，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此案的刑事追责将对医疗行业产生深远警示。
四、146万赔偿背后的法律考量
抚州市临川区法院的判决体现了”就高不就低”的赔偿原则。尽管事发地在江西，但法院采纳了深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，全额支持162万元的赔偿请求。这种裁量既考虑了受害家庭的常住地经济水平，也体现了对重大医疗过失的惩戒。
判决书特别指出，医院承担85%责任的主要依据是：
- 诊疗过失直接导致救治时机丧失
- 涉事医生存在明显职业违规
- 医院管理制度存在重大缺陷
剩余的15%责任则归因于家属在转运途中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不当。
五、行业警钟：儿童腹痛诊疗的必修课
这起悲剧暴露出基层医疗机构在儿童急腹症诊治上的普遍短板：
诊断能力不足：中国医师协会调研显示，县级医院儿科医生能准确识别嵌顿疝的比例仅61%，远低于三甲医院的98%。儿童腹痛病因复杂，需要医生掌握”腹痛三步鉴别法”：首先排除外科急腹症，其次鉴别内科疾病，最后考虑功能性腹痛。
应急体系缺失：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统计表明，仅43%的二级医院建立了儿童急症多学科会诊机制。本案中，若能及时启动外科会诊，完全可能避免悲剧发生。
转诊规范空白：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儿科急症转诊标准，导致基层医院在转诊时机、转运方式上随意性大。专家呼吁建立”儿童危重症转运预警评分”，量化评估转运风险。
六、制度补漏：医疗安全再升级
惨痛的教训促使多地卫健部门出台整改措施：
电子病历质控系统：江西省已试点AI病历质控，自动提醒医生完成关键检查项目，系统将强制要求腹痛患儿录入腹股沟区检查结果。
医师信用档案：建立医生执业行为”红黑榜”，索取红包、擅离职守等行为将纳入信用记录，与职称评定直接挂钩。
儿童腹痛诊疗包：为基层医院配备便携式超声设备，提升腹股沟疝检出率。数据显示，超声可将嵌顿疝的确诊时间从平均4.2小时缩短至0.5小时。
七、生命之痛后的社会思考
2岁男童的死亡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系统性医疗过失仍是威胁儿童健康的重要风险。中国患者安全联盟数据显示，可预防的儿科医疗差错占全部医疗不良事件的23%，远高于成人科室的7%。
这起案件不应止于146万元的赔偿和医生的刑事责任，更应成为推动医疗质量改革的催化剂。从加强基层医生培训，到完善急症救治网络，再到建立更严格的责任追溯制度，每一个环节的改进，都是对逝去生命的最好告慰。
正如中国医师协会在事件通报中所言：”医生的每一次疏忽，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。唯有将患者安全置于首位，才能重建医患之间的神圣信任。”这起悲剧警示我们：在生死攸关的医疗领域，容不得半点懈怠与侥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