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年悬案审判：当法医鉴定揭示”毒鼠强与16刀伤”的双重死因，这场跨越时代的正当防卫之争不仅撕裂了两个家庭，更成为检视中国法治进程中家暴认知与司法认定变迁的活标本。

湖北咸宁法庭上，58岁的龚某珍白发苍苍的身影与26年前那个深夜挥刀的女子重叠在一起。这起横跨四分之一世纪的命案，因”16处刀伤”与”毒鼠强中毒”的法医争议，将”正当防卫”与”蓄意谋杀”的边界之争推向舆论漩涡。当两个破碎家庭的哭喊在法庭回荡，这已不仅是一桩陈年旧案的审判，更成为透视中国法治进程中家庭暴力、正当防卫认定与社会伦理变迁的棱镜。

一、双重复合死因：法医鉴定引发的”罗生门”

法庭上，两份截然不同的尸检报告将案件推向技术性争议的深渊。湖北省公安厅鉴定显示死者朱某某胃内检出毒鼠强，而咸宁司法鉴定中心坚持”锐器致失血性休克死亡”的结论。知名法医刘良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，提出颠覆性观点：中毒才是主要死因，刀伤仅起辅助作用。这种”双重复合死因”的罕见情况，使得正当防卫的认定变得异常复杂。

刑法学者赵宏指出：”若采信中毒为主因，则龚某珍的砍击行为可能不构成致命伤；但若认定刀伤致死，则需考量当时是否具备正当防卫的紧迫性。”这种专业分歧映射出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正当防卫认定难题——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，2010-2020年间故意杀人案中仅2.3%成功主张正当防卫，多数因”防卫过当”被否定。

二、时空错位的正当防卫：26年前的家暴认知困境

龚某珍辩护人提交的多份证人证言显示，朱某某生前确有暴力倾向，曾多次持刀威胁。但1998年的社会语境中，”婚内暴力”尚未进入法律视野，更遑论离婚后的暴力防范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建飞分析：”当时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尚未出台，司法机关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普遍认知不足。”

这种时代局限在证据采信上表现明显：朱某某家人坚称不存在家暴，而龚某珍自白书描述的”撕扯衣物、掐脖子”等细节，在当年既无报警记录也无伤情鉴定。社会学研究显示，90年代家暴报案率不足实际发生的5%，多数受害者选择隐忍。这种证据缺失造成的”防卫情境还原困难”，成为正当防卫认定的关键障碍。

三、两个家庭的撕裂：仇恨代际传递的社会创伤

法庭内外，两个家庭的对抗令人唏嘘。朱某某女儿小朱26年积怨的爆发与龚某珍子女的请愿形成尖锐对立。心理创伤专家李明发现，命案遗属普遍存在”冻结的哀伤”——由于案件未决，哀伤过程被中断，导致仇恨代际传递。小朱对父亲遗照的每日祭拜，与龚某珍子女”从未见过外公外婆”的困惑，构成悲剧的一体两面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龚某珍潜逃期间建立的新家庭。她在福建罗源县担任村干部的20年，塑造了”热心公益”的正面形象，与案卷中”杀人凶手”的指控形成人格割裂。这种”双重人生”折射出犯罪者改造的复杂性——中国司法大数据显示，潜逃超过10年的嫌疑人中，32%在隐匿地有积极社会贡献，这给量刑带来伦理困境。

四、法治进程中的个案正义：迟来审判的启示

本案审理恰逢《刑法》第20条正当防卫条款司法解释修订之际。对比1997年与2020年刑法修订，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已明显放宽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指出：”司法机关应避免用现行标准简单评判历史行为，但也要在法定框架内考量当时情境。”

这场跨越26年的审判，最终将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：在法律与伦理的夹缝中，我们如何公正评价一个在暴力威胁下挥刀的女子，又该如何抚平两个被时代悲剧撕裂的家庭？或许正如龚某珍最后陈述所言，这场审判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正义，更在于警示社会——当暴力发生时，法律而非私力救济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